胡伦清（1896—1966）名永声，以字行。民国5年（1916）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参加“五四”运动。曾担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浙江省中等教育国文研究会主席，主编《国文精选丛书》《民族文选》《唐宋传奇小说选》《乐府诗选》等，供各地学校采用。浙南的“七君子事件”后，至龙泉浙大分校任教。建国后历任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以笔为枪——躬行爱国主义教育
胡先生1896年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小学毕业时正值辛亥革命成功，立志奋发读书，改变国家国破民穷的落后面貌。次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文化教育，1916年以优良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求学期间胡先生有幸成为鲁迅的学生，同时深受北大蔡元培校长提倡民主自由、热爱青年学子、广集人才等思想作风的影响。1919年毕业前夕，胡先生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摄于1913年)
1920年胡先生从北大中文系毕业，浙江湖州中学、嘉兴中学纷纷聘请他去执教。胡先生有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在学校教授白话文，向学生讲授五四运动的情况及其伟大意义。北伐战争时期，胡先生教育学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他将鲁迅先生的《仿徨》《呐喊》等作品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抨击腐朽旧社会、吃人社会，要学生担负起改变旧社会的责任。胡先生教《黄庞流血记》和《最后一课》时，下面的学生听后都泪流满面，激动不已，使学生深受教育。胡先生在中学里教授了六年课，给所教学校的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1926年，胡先生上调至浙江省教育厅，担任了两三年秘书后，再次回到他热爱的教师岗位。1930年受聘于“全国四大名中”之一的浙江省立高级中学，任国文老师。胡先生任教后以进步思想来教育学生，一心鼓励学生的进步思想，反对对学生的限制，以进步思想潜移默化影响学生，力争学生的爱国情操发扬，不仅培养出了许多名校学子，也培养出许多教书育人的老师。
1935年“12·9”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发生后，12月11日以浙大学生为首的杭州市抗日示威大游行爆发了。爱国学子们包围了保俶山下的日本领事馆，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激发了杭城百姓的抗日激情。胡先生对其学生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深表支持，还作文鼓励学生，帮助学生写标语，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爱国主义行动。
抗战爆发后，各中学被迫纷纷迁往浙南丽水碧湖，经协商决定将各校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胡先生被推举为教务主任。随着日寇发动浙赣战役，学生们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运动，胡先生拿出微薄的薪资支援学生抗日宣传，组织宣传队演出抗日救国的戏剧，还组织“民族先锋团”等进步组织。国民党派教育厅长许绍棣亲信孙咸震直接插手破坏师生的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7月发生轰动浙南“七君子事件”，激起师生公愤，胡先生得知后，在校务会上指着孙咸震严厉指责:“倭寇大敌当前之时，全民奋起抗敌，你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你对得起前线浴血奋战的勇士吗?爱国学生为激发抗日热情，罪在何处?”胡先生直指恶行，并公开赞扬学生们的爱国举动，力保学生，使得国民党大为恼火，认为胡先生亲共，决定撤销他联高教务主任职务，调离岗位去教育厅充任有名无实的“督学”。胡先生得知此决定，即表示宁愿失业、饿饭，决不去当“督学”。胡先生的行为在当时教育界引起反响，得到了教育同行的理解与支持。
担责于身——教书育人中的“老黄牛”
1939年6月，已内迁贵州的浙江大学决定在龙泉设立分校。9月，浙大成立龙泉分校后，集聚了许多著名教授甚至学术界泰斗，如陈训慈、郑晓沧、毛路真、朱叔麟、孙正容、吴浩青、孟宪承、王季思、夏承焘等等，在胡先生为难之际，分校特聘胡先生到浙大分校执教。胡先生担任中国文学及诗词的授课，备课经常至深夜。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教室宿舍简陋，没有教学大纲，没有统一的教材，但教育质量始终保持高水平。至今在龙泉分校遗址上的曾家大屋的屋柱上还保留着1941年元旦，在全校师生集会上，胡先生口颂而成的诗词对联：“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对联意为引用宋代教育家朱熹在白鹿洞讲学的典故，赞许龙泉师资力量雄厚，堪比白鹿洞书院。凡在龙泉分校求学师生大都可以背诵这首对联，师生不忘国难当头，刻苦求学，为国家的强盛而拼搏。1949年5月3日，杭州迎来了解放。胡先生虽年已半百，仍积极主动参加安徽土改运动，坚持带病工作，受到工作队表彰。土改结束，返回学校，又投身于教学中。浙大中文系里，都称他为“老黄牛”。1952年教育改革院系调整，组建“浙江师范学院，胡先生调入师院中文系。为浙江师院中文系讲授《历代文献》并编写了专题叙论，为学生构建系统扎实的知识基础。
胡伦清所撰对联：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
1958年道古桥边的杭州大学建成，浙江师范学院以主体并入杭州大学。胡先生也从浙江师院中文系转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并担任中文系工会主席。胡先生已六十多岁，但教书育人，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关心周围的同志。在工资改革中，要提高他的工资，他却十分谦逊说：“党和人民十分关心我，已经给了我很高的报酬，我现在年老体弱，贡献少，我不该对人民有过高的要求，提高我工资的名额给别人吧！”
鞠躬尽瘁——工作至生命最后一刻
1958年后胡先生身体已每况愈下，身体浮肿，但他坚持工作，组织得知他的疾病，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让他搞函授工作，他每天认真地为学生批改作业，改正错误，指出问题，学生非常感动。此外，胡先生编写教学提纲，总结教学经验，指导年轻教师，热情接待远道来访的学生，耐心仔细指导他们读书的方法，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1960年已患病的胡先生抱病去学校农场参加一段时间的劳动，争取改造自己的思想。回校后不久，肾盂炎症急性发作，急送医院抢救病情稍好，医生劝告需治疗静养，他却闲不住。组织去医院探望他，他几次三番向组织要求工作，组织知道他急于工作的心情，让他在力所能及的身体范围内参加《辞海》（1962年版《辞海》试行本)的辞目编撰工作。组织将编撰《辞海》交与他，他日以继夜地认真工作，书桌前、床上、地上堆满参考的阅读书籍和资料。为保证词条的完整性、正确性，每编写好一条，他都要再反复推敲。随着病情的严重，大家劝他好好休息，他总是摇摇头，说：“要做的事太多了，身体拖了后腿，只能随力而行了。”他经常说：“只有这样，生活才有意义啊，多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才是人生之快乐！”
1966年初，胡先生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经抢救医治无效，于当年4月8日去世，享年70岁。胡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为教育事业献身，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襟怀坦白，谦虚谨慎，为培养下一代付出毕生的精力。
（本文原载于《浙江大学馆藏档案》（2023））
来源：浙大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