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上虞人。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41年, 浙大施行学生票选导师制时，机械系1939级学生马国均投票选校长竺可桢担任自己的导师, 得到了竺可桢的同意。为纪念竺可桢134周年诞辰，特推出马国均《怀念故校长竺可桢先生》（节选）一文，以见先贤风范，扬求是校风。
竺可桢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论语》)文首引用了颜渊称颂孔老夫子的几句话。这寥寥数语，道尽了千古弟子对师长崇敬和向往的心情。谁还见到过比这一段话更庄严、更贴切、更有力量的对师长的颂辞呢?可是，每当我怀念故校长竺可桢先生的时候，心中除了充满着类似的仰慕和崇拜以外，更洋溢着无限亲切感激的恩情。因为竺可桢先生不但是我们的校长，同时，他也是我个人的导师。
导 师
1941年秋天，开课不久，有一天，看见一群同学们齐集何家巷训导处门口，读着一张大布告。我挤进人群看个究竟，布告大意说: “本校历年来，学生进修德业的导师均由校方指定。从本年度开始，导师的选择改由同学们自由投票选择……”云云。一时，福至心灵，我竟投了校长竺可桢先生一票。揭晓以后，才发现选校长做导师的，只有我这么一个宝贝。事隔40多年，记不清当年我为什么会如此冒昧，静静地回想，却仍依稀记得当时投票结果公布以后，既喜悦又忐忑的心情。
忐忑得最厉害的刹那，是校工通知我去拜会校长的时候，我真恨不得回到训导处，改变我的初衷。
那是一个阴雨的星期天下午，我趔趄地站在他那空荡荡的大办公室门口，不敢惊动他老人家。他终于招手让我进去，在他那大办公桌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的名字，叫做马国均?”
“是的。”我答道。
“你家在什么地方?”
“湖南湘潭。”
“你听我的口音，有没有困难?”
“呒没！”我咬着洋泾浜上海口音回答着。
“你为什么选我做你的导师呢?”
“我对校长的人格和学问十分崇拜。”我嗫嚅着。
“我希望多晓得一些同学们的意见和想法，希望你将来变成我和同学之间的桥梁。”他顿了一顿，又问， “你是念机械工程系的?”
“是的。”我回答。
“你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微积分差一点。你为什么选读机械系呢？”
乖乖，好仔细的校长，在召见我之前，居然查过我的成绩单了。这一下，我真狼狈，于是硬着头皮，将实况告诉了他：
“我的数学并不坏，上学期大考时，打摆子，缺了微积分期考，后来才补考的。我补考得了91分，但成绩单上只登记60分，我真不该缺考。”我头上热汗直冒。
“哦!”校长似乎察觉了我那尴尬的傻相，他立刻再转话题：
“你结婚没有?”
天呀，又一个令人脸红的问题。我额头上的汗珠冒得更多了。我一面拭汗，一面回答:
“没有。”
“有女朋友没有?”
“没有......啊，有一个......”我胡说呢，还是说双关语呢?我甚至暗中希望他没有听清我的答案。
“哦!”他不再使我难堪了。
这一次谈话约经半小时光景，其他对话已记不得了。但我清晰地记得握手告辞，他送我出门，说道:
“有事随时来找我，不需要先问过诸葛祺秘书。”
诸葛祺秘书，在遵义上学的校友们谁不记得他，不经过他那一关是不容易见到校长的。他居然告诉我，有事找他不必通过诸葛祺秘书，这真令我感到受宠若惊了。
关 怀
日子久了，我受竺校长的熏陶愈久，对他的敬仰愈深，他对我的认识愈多，对我的关心愈切。四时八节，总邀我去他家，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他了解学生们肚子饥饿的可怜，佳节思亲的可悯。吃些什么，我完全记不得了，但他对我的亲切和爱护，使我终身不能忘怀。
和竺校长闲话家常，是最令人感动的回忆。他深知我谈吐木讷，有时索性一直说下去，不期待我的任何回答和解释了。在公共场合里，他给人们的印象是拙于辞令，但是，当他教诲我时，却是那么近情近理，深入浅出，令人心感，令人敬服!
有一次，他又和我谈到婚姻问题：
“你的女朋友在遵义?”他关切地问我。
“不，在重庆。”我答。
“她也是学生，还是在工作? 学的什么?”
“她是中央护士学校的学生。”
“你们怎么认识的?你生病住过医院?”
“不，我们是同乡。而且是邻居，从小就认识。”
“好极了，互相了解家庭背景，十分重要。”
他停了一停，接着又问：“毕业后准备结婚?”
我真害羞了，连忙否认 ：“不，我没有这么性急，我们认识还不够深，可能还得等些日子。”我装成十分成熟的样子回答着。
“不，不要拖得太久了。人人都知道早婚有害，但很少人谈过迟婚更加无益。”他兴致似乎很浓，继续地说下去，“无论男女，超过了某一年龄，思想成熟了，个性固定了，往往很难牺牲个人的成见，迁就对方，对家庭的幸福反而有不良的影响。二十四五岁是结婚最合适的年龄，太迟了，反而不好。”
迄今回想，那亲切的关怀，实已远远地超越了一般师生的情谊了。当时，我心中的感动真是无法形容。
言 志
大家都知道，孔老夫子一时兴致来了，召集几位得意门生，“各言尔志”，学生们发表意见，孔老夫子点头，子路讲得离谱了，还挨了一顿申斥。竺校长当年只有我这么一个半吊子导生，所以也不免想听听我的志向怎样。
“你毕业以后想干什么?”
“如果成绩合标准，我想留在学校里当助教。”
“你对教书有兴趣?”
“不，我想继续进修，将来考公费留学。”
“很好，留学学习什么?”
“航空工程，我想，将来救国，万事莫如航空急。”
他老人家低头不语，若有所思。然后轻声地说道:
“你们一代很幸运，对自己的前途知道怎么选择，而且有无限制的不同的选择。”
……
“我是前清末年被选拔去美国留学的。到了美国连英语都听不明白，莫说选课了。有一天，学校当局问我想念什么，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沉思了一会，我告诉他，中国以农立国，我要学农科。
“学了一年农科，没有味道，有人告诉我理科比较新颖，还不如改学理科为好。于是我请求转系。学校当局问我想转学什么系，我又答不上来。愣了许久，我又忘不了中国以农立国那种基本意识，所以，我答道：我想读与农业有关的理科。
“这位先生，一面摇头，一面翻阅一本学校概况，他说，有了，读气象怎样，又是理科，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
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得相当愉快。接着，他继续说了下去，我静静地听着:
“于是，我终身与气象学结了不解之缘，一直到接任本校校长职务为止，没有离开过气象的工作岗位。你看，天下许多事是多么偶然啊!”
“我们那一代人，连立个志愿都不知道如何适合国家的需要。你们一代不但人人都有能力选择志愿，而且机会那么多，这不是幸福是什么呢?抗战已到极度艰苦的阶段了，未来更苦难的日子还很长，但是青年人要有信心，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你选择航空工程，将来报效国家，方向是正确的。”
40年来，我常常回忆这一段“言志”的往事。本来他老人家想听学生言志，终于引起了他说出自己“言志”的故事来。这岂不比冉有、公西华侍坐，孔老夫子点头更亲切、更有风度、更有意义吗?
风 范
我对竺可桢校长的景仰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当年，湖南省有一位颇负盛名的地理老师谢国度先生，他在课堂里几乎无日不提到竺可桢先生气象分区的贡献。他对竺先生可谓倾倒万分。但我却从未打听过他与竺可桢先生之间有无师生关系。
我是在宜山考进浙江大学的。当然抱了很大的希望，想一瞻心仪已久的竺可桢校长的丰采，没想到那么容易见到他。每天中午，他老人家按时到大茅草棚饭厅里，和全体同学们一同吃那难于下咽的糙米饭，有时吃完午饭还站起来作十几分钟的谈话。可惜我这湖南小子,听他那绍兴话实在费力，有时连一句都没听懂。
抗战时期的大学生活，并没有我们今天怀念中那么风平浪静。相反地，经常会风波迭起，动荡不安。在我的记忆中，某次游行便是很突出的例子。我永远不能忘怀那段动荡期中，竺校长个人给我的风范和启示。
那天早上，我独自坐在何家巷 5 号教室里，等待第一堂电工原理月考。啃笔记告一段落，发现全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考试没有举行，遵义城里却举行了一次浩浩荡荡的大游行。有人说竺校长坐在黄包车里带队游行，也有人说竺校长是步行，黄包车是空着的。风平浪静之后，除了民主墙上贴了更多的文章，街头宪兵咯咯的皮鞋声更加响亮一点以外，教学又很快恢复了正常。
记不清隔了多久，我又到校长办公室去拜见竺校长。我似乎从来没有见他那么严肃过，显然与最近的风潮有些关联，所以我更不敢说任何话了。
“校园里一切平静了?”他首先打破了沉默。
“月考完了，一切似乎和平日一样。”我答道。
“民主墙上文章很多吗?”
“很多，读不完。”
“署名的多不多?”
我不太了解，他为什么问这句话，所以我反问一句:
“校长的意思是……”
“我认为青年人要练习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才是求是精神。我欢喜写文章署名的同学。希望大家都光明磊落，表示意见，这是发扬求是精神的高度表现。”
我无话可说，校长的表情似乎比刚才更严肃：
“这次游行平安无事，我感到满意。但我一直十分担心，我最大的责任是保障全校师生的安全，而当地的治安机关却有他们自己的责任。怎样调协这不同的责任，我费了很多周章，总算没有出半点乱子。”
校长没有透露半个字关于怎样调协的经过，我更不敢问他半句。松了一口气，他继续告诉我:
“我刚从重庆回来不久，我去教育部报告这次事件的经过。当局示意我立即引咎辞职，我并未立刻同意。第一，我有责任保障全体师生安全，在没有获得治安机关肯定保障以前，殊难一走了事。第二，我呈报教育部、学生从头到尾都没有违章乱纪，我领队，我负全部责任，希望不要归咎到任何一位同学。如果这两件事获得部里凉解，我一定自动辞职。
“此外，还有一件隐衷在我心里:目前国立大学的校长们中，只有我和梅贻琦先生两人还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深知政治上许多事极为复杂。如果我不顾大局，只图意气用事，立即辞职的话，不幸引起其他支节来了，我将何以自处。顾全个人容易，顾全大局维艰。本来这些话不必对你讲，但是，我希望你记住，凡事都得负责到底，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竺校长那么严肃得令我敬畏。40年后，回思往事，竺校长居然将内心衷曲说给我这小子知道，当时他的心境是多么孤单啊! 回到宿舍，有人问我校长讲些什么，我不曾透露半句，只轻声地说了一声：“我们的校长很伟大!”
友 生
我曾梦想当年如果竺可桢先生不曾许身科学，他必定是一位诗人。长期接触，使我领悟到竺校长不但有湛深的诗人修养，而且有着诗人纯洁的情愫。举一个例子：校长给我私人信件都署名“友生竺可桢”五个字。我每见“友生”二字，耳边就仿佛听到诗经中“伐木丁丁，鸟鸣嘤嘤”的韵律，心中就引起诗经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共鸣。他老人家谦谦君子的风度，对弟子都流露出如此纯真的友情，多富诗意。
提到信件，他老人家从不由秘书代笔，皆用毛笔亲自写，字迹娟逸，功力极深，凡保存着他老人家墨宝的校友，当同意我的看法无疑。
最令我毕生难忘的通讯往事，是抗战胜利之初，校长替我介绍工作的经过。日军投降后，学校尚待复原东迁，我先返湖南故乡省亲，然后启程赴上海。启程以前，我上书报告行址，因恐多扰，故仅请安而已。孰料甫到上海，便收到他老人家来信，备极关怀，并附一函，嘱面交他的老朋友陈晤皆先生，托他替我安排一份工作。
……
最后一次收到校长的信。是我到台中半年以后。无意中看见报上刊出一则小新闻，大意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因公飞抵台北，后天恰值竺先生六十岁寿辰，借此避寿”云云。我立刻写了一封祝寿信，请报馆代转，过了几天便收到竺校长简短的回音，信中有言“国家多难，个人生辰，何足挂齿，盼你努力工作，报效国家！”信末署名仍然是“友生竺可桢”那令人亲切的五个字。
此后，师生之间有形的联系便永远终断了。精神上，此生未曾一日忘怀恩师给我的训诲、启示和典范。这份感受将铭刻在心头，直到永远。
（ 本文摘自《浙大校友》第1期（1986年），有删改。）
来源：浙大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