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蔚起，国运方兴。回顾浙大百余年办学历史，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成绩斐然。为传承浙大文脉，弘扬求是精神，特推出“致敬求是‘大先生’”专题栏目，选编纪念研究浙大名师相关文章，展现求是师生精神风貌。本期推出谈家桢《忆胡刚复先生》文章，以见先辈风范，扬求是校风。
早在我的学生时代，胡刚复先生就成为我所崇敬的前辈科学家之一。他在十七岁那年，就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首届庚款留美生。以后从师美国哈佛大学杜安教授，研究放射性镭的提取，同时还在美国亨丁顿癌症医院研究在医学上的应用。1914年他完成了硕士学位以后又继续与杜安教授合作，进一步研究X射线。这是科学前沿的课题，依靠他广博的知识和超人的毅力，终于完成了这项研究。因此在1918年他又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这项研究对早期X射线光谱学和物质波概念的建立，有着巨大的贡献。这时他还在美国著名刊物《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好多篇重要论文。他的研究至今还为各国科学家所引用。他不但是我国科学界中第一位从事X射线的科学家，而且是具有国际声望的原子物理学家。
刚复先生回国以后，先后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和上海大同等校任教。我国第一所大学物理试验室，就是在1920年由他在南京高师创建的。以后国内各校物理系，都纷纷仿效也建立了物理试验室。所以刚复先生之被誉为我国实验物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他最早把美国近代实验物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介绍到中国来，而且在中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和刚复先生相识，是在1937年，那年我国爆发了抗日战争。而我正在美国摩尔根实验室刚获得博士后学位，我学业完成了，但是不愿再留在美国。那时我只想早点回国来，为发展遗传科学多作点贡献。我的母校（东吴大学）希望我回去任教，但是我对当时的教会学校并不满意，我想找一所学术空气浓厚些的国立大学去任教，因为那里的学生，多数清贫刻苦，而且严谨好学，容易培养。可是在旧社会的封建思想影响下，大学里也是学派并立，壁垒森严，我是无法超越这道鸿沟的。
竺可桢校长（右）与胡刚复（左）等在广西桂林中学物理实验室
正在我无路之时，有一位刚复先生的学生告诉我，他的老师在浙江大学担任文理学院的院长，可以为我去联系，不久刚复先生寄来了竺可桢校长的聘书，要我立刻回国去任教，我喜出望外。当时的浙大名流甚多，硕彦荟萃，学术气氛很浓，是我理想的去所。所以我毅然回国了，由此得受知于刚复先生。
我与刚复先生在浙大共事，前后达九年之久。那时正值最艰苦的战争时期。浙大西迁时，刚复先生临危受命竺可桢校长，委他担任非常时期教育委员会常委，负责西迁研究股，人称这个组织为“总参谋部”，而刚复先生也常被人称他为“总参谋长”。举凡学校大军西迁的行址、沿途交通，中途设站和抵达目的地时的房舍、供应、安全等等；并全校的图书、仪器、机器、设备的搬运也都要他预先提出可行性方案。在教育委员会通过以后，他就在竺校长指挥下，承担起打前哨、找校舍、探路、定车、坐船、抢运等工作。并且还要他保证：在开学以前完成任务而不耽误学生学业。浙大搬迁是全国大学中次数最多的。再加上敌机沿途扫射，真苦不堪言。然而在刚复先生的精心安排下，我们终于抵达了贵州遵义。
学校大军是在1940年初到达遵义的，不久我们理、农两个学院，再迁往距遵义72公里外的湄潭城去。而一年级分校则决定设在距湄潭县城再前进20余公里的小镇（永兴场）上。那时竺校长自己坐镇遵义总部，把湄永两地的建校工作，就全权委托胡刚复先生负责。
湄潭原是一所秀丽的山区小城，经刚复先生精心布局，把两院各系，巧妙地安排在县城的山山水水之间，并成为各具特色的景点。不久，这个偏僻的小城，顿时增添了许多的风光。
因为时值战争时期，我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可是在那样美好的环境里，又是十分愉快的。我一生中有一些很重要的科研成果，就是在这时期完成的，这是与刚复先生的领导和为我们创设的美好学术环境也是分不开的。
刚复先生为人刚直，正如其名。他气度宽宏，工作认真，他与人交谈，总是先听对方意见，然后谈出自己的看法。他坦率真切，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由于他学识广博，见解深刻，致有些看法，往往超越当时的时空条件。所以有些看法也会一时很难被人理解。但是经过他的耐心阐述，或经过一段时期思考以后，又会使人从内心中佩服他的思虑周密和见解深远了。他秉性忠诚，乐于助人。无论是朋友、同事、学生或则工友，只要有求于他，他都会赤诚相助的。尤为可贵的，他事业心强又勇于负责。他对正确的意见，总是坚持到底，从不动摇，他为我们后人塑造了一个正直学人的伟岸形象。
一代良师逝去了，他留下的典范，永远是我国科学教育史上一份光辉的遗产。
（原载1992年5月1日《文汇报》第5版，略有删节）
来源：浙大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