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鉴于现有研究对国际传播的局部要件关注颇多，对国际传播的整体协同关注较少，本文提出“协同传播”的学术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通过多方协调与合作，系统性地生产、分享和传播信息，以实现整体效果最大化的传播模式。这一国际传播的新范式具有多方协作、系统运行和整体高效三大特征，包括主体协同、内容协同和渠道协同三个基本维度，以及八种协同形式，分别是主体层面的跨界协同、跨地协同和跨圈协同，内容层面的议题协同、框架协同和修辞协同，以及渠道层面的媒体协同和产业协同。基于中国实践的协同传播研究不仅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添砖加瓦，也有助于为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观点精粹
1.国际传播也许是最适合、同时也是最需要采取协同传播的场景。
2.在国际传播场域，协同传播主要包括三个基本维度：主体协同、内容协同和渠道协同。
3.协同传播的概念有望促进国际传播研究的范式转移，推动局部性的国际传播研究转向整体性的国际传播研究。
4.中国具有协同传播的肥沃土壤。
# 关键词
协同传播；国际传播；中国形象；自主知识体系
# 引用格式
①韦路,李彰言.协同传播：国际传播的新范式,2024(09):5-13.
②韦路,李彰言.协同传播：国际传播的新范式.传媒观察(09),5-13.
论文正文
引言
国际传播是超越国界、在国家之间的传播。随着国际地缘政治矛盾的激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日益严峻，国际传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成为中国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的重大战略需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中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任务。
火热的国际传播实践引发了大量学术研究，使这一领域成为当之无愧的研究热点。然而，热闹背后，少有研究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依然任重道远。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必须基于中国国情，源于中国实践，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此前，不论是国际传播的理论还是实践，都主要关注单一主体、内容和渠道的传播。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传播的协同问题，认识到我国在国际传播中存在整体战略系统性不足、关键要件之间协同性不够的问题，指出国际传播要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些研究虽然没有提出“协同传播”的概念，但不论是从观念层面进行思考，还是从实践层面进行总结，都为协同传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协同传播”的学术概念，对相关理论思想进行综述，对其内涵和特征进行探讨，并在国际传播的语境下，对协同传播的基本维度进行分析，凸显协同传播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意义，旨在为国际传播活动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示。
一、协同传播的概念
协同的思想源远流长。《说文解字》指出：“协，众之同和也。同，合会也。”其意指彼此配合完成工作。协同背后的整体观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强调万物之间的联系和整体性。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和而不同”的理念，强调在追求和谐的过程中，个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也应得到尊重。儒家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对社会整体的影响，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体性治理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道法自然”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万物皆由“道”所生，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实现整体的和谐与稳定。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思想。阴阳学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阴阳两种对立统一力量作用的结果。五行学说则认为，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宇宙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因此，中医强调将人体视为一个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的统一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协同也是西方系统论（Systems Theory）的中心观点。系统论的奠基人、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认为，系统的各个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只有通过研究整体系统，才能理解其各部分的功能和行为。美国数学家维纳在1948年出版了《控制论》（Cybernetics）一书，提出了反馈控制系统的概念，揭示了系统通过反馈机制进行自我调节和控制的原理。美国工程师香农于1948年提出的信息论，则建立了信息的定量描述方法，为系统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将系统论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提出了“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 Theory）。他认为，社会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构成的，每个子系统都有其特定的功能，通过沟通和信息交换实现整体的协调与平衡。
受系统论思想的影响，管理学研究者提出了协同效应（Synergy）的概念。这一概念由战略管理领域的开山祖师安索夫于1965年提出。他认为，协同是在资源共享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共生互长关系，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协调能产生整体效应，这种效应通常大于每种资源单独效果的总和，从而产生1+1>2的效果，这就是协同效应的本质。美国学者波特认为，协同效应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源整合，还涉及战略定位和价值链的优化，从而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协同效应还与组织结构理论密切相关。组织结构的设计应该有助于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减少组织内部的摩擦和冲突，增强信息流通和资源共享，以达到最佳的组织整体效能。同时，要产生协同效应还需要企业在文化和战略上具备强大的协同能力，进而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在传播学领域，媒体协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广告学领域。该领域最早的媒体协同研究可以追溯到1973年由洛迪什在《广告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跨媒体研究成果。洛迪什认识到需要确定不同媒体对用户互动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算法来确定印刷品、电视、广播和报纸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学者加利西亚提出，协同作用在传播领域可被定义为“媒体集团之间利用一种媒体在另一种媒体上推销产品”。根据赫斯特维茨和阿图尔的研究，媒体协同效应能够提升广告的有效性和品牌认知度。他们认为，当品牌通过多种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时，信息的重复性和多样性能够增强受众的记忆和接受度。佩斯在关于数字媒体协同的研究中发现，数字平台之间的协作能够显著提升广告和内容的传播效果。他强调，数字广告的多平台投放不仅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受众，还能通过数据分析和反馈机制优化广告效果。
虽然媒体协同研究大多局限于广告学和市场营销学领域，近年来也有不少国际传播研究者开始探讨传播协同问题。程曼丽发现，“国际传播效果的优劣已经不再由单一主体——传统媒体决定，而是由多元主体形成的合力决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系统的各个部分协同共建的结果。胡正荣等从系统论出发，将“系统协同”作为国际传播的整体战略前提和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的基础逻辑，分析了国际传播中战略与战术、外部与内部、硬件与软件、规律与规矩、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系统协同关系。陈虹等则从行动网络构建这一路径切入，构建了多元协同的中国国际传播交往行动网络，包括交往主体、交往规则、交往关系、交往媒介以及交往形态等五个维度。聚焦内容层面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曾祥敏等提出了紧密协同的金字塔状三层架构：底层为“陈述表达层”，中层为“知识理论层”，顶层为“思想价值层”。虞鑫等则从传播策略出发，提出了国际传播的精准协同论，主张“走进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平台拓展”与“借船出海”相结合、“话语创新”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国际视野”与“民间动能”相结合。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协同传播”的学术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通过多方协调与合作，系统性地生产、分享和传播信息，以实现整体效果最大化的传播模式。协同传播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多方协作。协同传播与其他传播模式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只有多方主体，包括政府、媒体、企业、公众等共同参与，才能做到协同传播。二是系统运行。各主体之间要资源共享、分工合作，为了共同的目标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而不是各自为政、各行其道。三是整体高效。协同传播通过多方协作和系统运行产生的整体传播效果要大于单一主体的传播和多主体缺乏协同的传播，协同传播的整体效果不同于单一传播效果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聚合式的升维放大。
虽然协同传播适用于多种传播场景，但国际传播也许是最适合、同时也是最需要采取协同传播的场景。国际传播，顾名思义是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其本质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传播活动，必然要求国家的不同组成部分配合协同，才能做好国际传播工作，取得更好的国际传播效果。根据上述协同传播的定义，在国际传播场域，协同传播主要包括三个基本维度：主体协同、内容协同和渠道协同。这三个维度也是人类传播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拉斯韦尔经典5W模式中的受众和效果两个要素没有纳入其中，原因在于传者和受众在新媒体时代都是交往和传播主体，而效果则是协同传播的目标，各个维度的协同都是为了提升国际传播的效果。
二、主体协同：
国际传播的“合唱团”
主体协同是国际协同传播的起点。协同传播首先是一种多方参与的传播过程。与传统的单线传播不同，协同传播强调多个参与者的共同作用，包括信息的创作者、传播者和接收者。这种多方参与打破了传统传播的线性模式，使信息的传播过程更加复杂和动态。“传播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国际传播的成功依赖于多种主体的有机互动。每个主体，如政府、媒体、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都是传播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在系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且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只有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采取一致的传播策略在全球信息流中占据优势位置，才能实现有效的国际传播。
在网络时代，主体协同对国际传播更为重要。卡斯特认为，传统的国家主导传播模式正在被网络社会中的多主体协同所取代。在信息社会中，传播权力是去中心化的，各种网络节点上的主体，如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普通网民，在国际传播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个去中心化的传播环境中，任何一个网络节点都有可能成为传播的中心。各主体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迅速形成传播联盟，进行协调一致的传播活动。这种去中心化的协同机制不仅提高了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还赋予了更多主体参与国际传播的机会和力量。
国际传播的主体协同主要包括跨界协同、跨地协同和跨圈协同。跨界协同是指不同社会场域的主体在国际传播中的协同合作，如政治场域的政府、经济场域的企业、文化场域的媒体、社会场域的社会组织等。传统国际传播模式的主体往往限于政府和主流媒体，协同传播则要求不同场域的主体都能参与其中，共同发挥作用。例如，作为美国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软实力实践是跨界协同的典型体现。所谓软实力是指通过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吸引力，而非军事或经济强制力，来影响他国的能力。美国多年来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软实力实践，提升了其全球影响力，而多主体协同是其中的关键。一方面，美国政府直接通过外交政策推动国家形象的塑造，其国务院及驻外使领馆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积极开展数字外交，向全球受众传递美国的政策信息和文化内容，积极塑造美国在全球的正面形象；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通过在全球开展大量援助项目展示其人道主义关怀和国际责任感。另一方面，各种非政府主体也在软实力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的科技公司通过其全球用户群，间接传播了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创新文化。美国文化产业通过好莱坞电影、卫星电视节目、流行音乐等文化产品，不仅在全球取得巨大商业成功，而且深刻影响了全球观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美国还通过其高等教育体系吸引全球优秀学生，通过富布赖特（Fulbright Program）等交流项目汇聚全球优秀学者，利用学术影响力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以“和平队”（Peace Corps）为代表的美国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开展活动，通过草根层面的日常互动影响了全球数百万人对美国的看法，为美国软实力增加了重要筹码。
跨地协同指的是不同地域的主体在国际传播中的协同合作，如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主体协同。2024年巴黎奥运会作为一场全球性体育盛事，也是法国通过跨地协同进行国际传播的战略平台。在国家层面，法国政府通过法国奥委会（CNOSF）和文化部等机构，制定了巴黎奥运会的整体战略和国际传播计划；通过外交渠道广泛邀请各国领导人、媒体和运动员参与，并与国际奥委会密切合作，确保赛事的全球影响力。法国国家媒体，如法国电视台（France Télévisions），进行全球范围的赛事转播和文化推广，展示法国的体育和文化成就。在地方层面，巴黎市政府和其他举办赛事的城市（如马赛、波尔多等）在赛事筹备和城市宣传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地方政府不仅负责场馆建设和城市环境的提升，还通过地方特色的文化展示，增强了巴黎奥运会的多样性和吸引力。例如，马赛通过展示其海洋文化和美食，吸引全球游客和媒体的关注。同时，地方媒体如《巴黎人报》（Le Parisien）和《普罗旺斯报》（La Provence）重点报道本地赛事和文化活动，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多层次传播网络。
跨圈协同意指不同圈层的主体在国际传播中的协同合作，如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在国际传播中的协作。传统社会的圈层主要依据血缘、地缘而建构，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揭示了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扩散而形成的各种圈层。在网络时代，血缘、地缘关系的界限被冲破，人们越来越根据趣缘而形成共同体，如布尔迪厄的后现代文化分层理论所主张的，品味、惯习、生活方式等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准。形形色色的网络圈层不断涌现，成为网络时代社会交往的鲜明特点。因此，成功的国际传播也离不开不同网络圈层的协同合作。在汉服复兴运动中，汉服爱好者圈层通过微博、抖音、B站等社交媒体平台分享穿着汉服的照片和视频，举办线上线下的汉服活动；传统文化推广圈层通过撰写相关文章、制作科普视频，介绍汉服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了汉服运动的文化内涵；二次元文化圈层通过虚拟角色穿着汉服的形式，将汉服文化融入到二次元文化中，还经由ACG社区传播到全球，增强了汉服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海外华人社区通过网络平台参与汉服运动，向世界各地的华人和外国朋友推广汉服文化。通过不同亚文化圈层的协同参与，汉服文化从一个小众的文化现象逐渐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增强了中国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软实力。
三、内容协同：
国际传播的“交响曲”
内容协同是国际协同传播的重点。仅仅多元主体参与还无法保证国际传播的成效，多元内容生产亦是协同传播的关键。什么人说固然重要，说什么或许更加重要。如果简单重复同样的内容，不论传播主体如何多元，都难以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文化多样性在全球传播中至关重要。多元文化的表达能够更好地跨越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界限，扩大国际传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内容协同通过整合多样化的文化表达形式，增强了国际传播的包容性和吸引力。
国际传播的内容协同主要包括三个层次：议题协同、框架协同和修辞协同。议题协同指的是在国际传播中，通过系统设置议题提升传播效果的过程。作为大众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之一，议程设置理论强调媒体在影响公众关注哪些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媒体重点报道的议题往往也会成为公众重点关注的议题。大量议程设置研究探讨了议题竞争现象。议题生命周期（Issue Life Cycle）模型描述了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通常经历初始关注、快速增长、认知疲劳和最终遗忘的过程，不同议题在这一周期中的竞争决定了哪些问题能够长期保持在公众和政策议程中。公共竞技场模型（Public Arenas Model）指出，社会关注的议题数量远多于媒体和公众能够处理的容量，因此不同议题必须在有限的“公共竞技场”中争夺曝光度和影响力。议题设置的零和理论（Zero-Sum Theory of Agenda-Setting）认为，当媒体集中报道某一突发性或具有高度新闻价值的事件时，其他议题的曝光度会显著下降。这种注意力分散效应意味着在新闻周期的某一特定时期，只有少数几个议题能够获得公众的广泛关注，其他议题则可能被暂时边缘化或忽视。然而，较少研究关注议题协同的问题。竞争与合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议题竞争就必然存在议题合作。任何议题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其他议题而存在，所有社会议题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祝建华在其零和理论研究中，也发现了议题之间的单向吸引现象，即媒体对某些议题（如美国赤字和战争）的报道会加强公众对其他议题（如美国经济衰退）的关注。因此，国际传播要在把握议题竞争规律的同时，探索有效的议题协同策略。例如，如何围绕国际传播目标，加强相关议题的整合设置？如何处理宏观、中观和微观议题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不同主体的特色优势对不同议题进行协同设置？如何针对议题生命周期对议题设置时间进行系统规划？……这些都是国际传播的议题协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框架协同是指通过系统性的框架建构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过程。媒体不仅选择报道什么，还通过框架化的手段来决定如何报道，从而影响受众的认知和情感反应。也有学者将框架建构视为第二层次议程设置，关注媒体如何通过强调议题的某些属性或特征（属性议程设置），影响公众对议题的态度和观点。现有研究对框架的分类可谓五花八门。例如，艾扬格（Iyengar）提出了主题框架和情境框架两种主要的新闻框架；恩特曼（Entman）根据框架的四个核心功能，将框架分为问题定义、原因诊断、道德判断和解决方案四种类型；甘森（Gamson）在研究社会运动时提出了三种框架，包括诊断性框架、预测性框架和动员性框架；塞梅特科（Semetko）和范肯堡（Valkenburg）总结了五种常见的新闻框架，即冲突框架、人情框架、经济后果框架、责任框架和道德框架。这些形形色色的框架分类，一方面反映了框架研究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框架建构实践的选择性。媒体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框架建构时，会根据需要选择特定框架进行叙述。例如，冲突框架是美国媒体在政治新闻，特别是选举报道中最常使用的框架之一。媒体通常将选举呈现为一场“赛马”，突出候选人之间的对立、竞争、冲突和分歧。冲突框架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但也可能简化复杂的政策讨论，忽视合作和共识的重要性，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国际传播的内容协同也要积极采用多元框架寻求更加有利的传播效果。目前，我国主流媒体较多采用问题定义框架和道德评价框架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对事件归因框架和解决方案框架重视不够。未来，各传播主体应该通过更加均衡的框架策略建构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修辞协同是内容协同的第三层次，强调通过多样化的修辞手法增强国际传播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建构了著名的“修辞三角”，即通过语言说服他人的三大技巧：伦理诉求（ethos）、情感诉求（pathos）、逻辑诉求（logos）。伦理诉求指的是通过言说者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来增强说服力。通过展示自己的专业性、权威性和正直性，发言者能够赢得受众的信任，从而更容易说服他们。情感诉求是指通过激发受众的情感来影响其态度和行为。言说者利用故事、比喻、视觉形象以及情感化语言来引发受众的情感反应，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逻辑诉求是指通过理性推理、事实和数据来进行论证，以说服受众。这一方式通常依靠统计数据、历史事实、科学研究和逻辑推理链条来确保言说的合理性和可信度。逻辑、情感和伦理修辞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有效修辞的基础。成功的说服策略不仅仅依赖某一维度，而是综合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国际传播也不例外。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中国在伦理诉求方面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和平、包容和合作精神，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信誉和影响；在情感诉求方面，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展现了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深厚友谊和文化认同，增强了倡议的亲和力和共情力，使其更易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所接受；在逻辑诉求方面，使用大量数据和事实来论证“一带一路”对参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强调经济合作的互利性和可持续性，增强了倡议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四、渠道协同：
国际传播的“扩音器”
渠道协同是国际协同传播的落点。不同传播主体系统化生产的优质内容还需要通过有效的传播渠道才能精准触达海外目标受众。在国际传播中，任何单一渠道都无法完成任务，必须整合和协调多种传播渠道，才能将国际传播的“交响乐”传遍全球。如跨媒体叙事理论所强调的，通过在不同媒体平台和产业中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能够最大化地吸引和维系受众。这种方法不仅拓展了故事的广度和深度，还通过整合多种产业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传播模式。整合传播理论也认为，在传播活动中整合多种媒体渠道，可以确保信息的一致性和传播的广泛性，更有效地传递品牌信息。
国际传播的渠道协同可分为媒体协同和产业协同。媒体协同指的是在国际传播中整合不同的媒体渠道来提升传播效果。社交媒体时代，媒体渠道空前丰富。除了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之外，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媒体，以头条号、百家号、企鹅号为代表的自媒体，以豆瓣为代表的兴趣社区媒体，以知乎为代表的问答社区媒体等都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舞台。这种全媒体矩阵也成为国际重大新闻事件中舆论引导的关键路径。2015年，欧盟面对移民危机的国际传播就是媒体协同的典型案例。欧盟成员国政府通过整合公共广播、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发布关于移民危机的信息。BBC、法国电视台和德国之声等传统媒体在报道移民危机的同时，也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及时发布信息。欧盟委员会还通过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向全球受众传达欧盟的政策和立场。面对全球舆论对欧洲难民政策的批评，欧盟与非政府组织（如红十字会、联合国难民署）合作，采用人道主义框架，通过新闻报道、纪录片和社交媒体宣传难民的困境与人道需求。欧盟通过与全球新闻机构（如路透社、法新社）的合作，确保了移民危机报道的广泛传播。这些新闻机构不仅覆盖了欧洲，还通过其全球网络将欧盟的声音传播到非洲、中东和亚洲等地。这种国际合作的媒体协同传播，增强了欧盟在移民危机中的全球影响力。
除媒体协同外，国际传播的渠道协同还应拓展至产业协同，即整合不同产业，特别是将新兴产业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通过在不同媒体平台和产业中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能够最大化地吸引和维系受众。这种方法不仅拓展了故事的深度和广度，还通过整合多种产业（如影视、游戏、动漫），形成一种全方位的传播模式。漫威影业（Marvel Studios）通过电影、电视剧、漫画、游戏、主题公园等多产业的整合，成功打造了“漫威宇宙”，这是产业协同在国际传播中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漫威通过将经典漫画角色（如钢铁侠、美国队长）搬上大银幕，利用电影的全球传播力，将原本限于漫画迷群体的故事扩展到全球观众。这种影视与漫画的协同，不仅拓宽了漫威的受众基础，还增强了其在全球市场中的影响力。漫威还通过与游戏公司合作，推出了多款基于电影角色的电子游戏。这种游戏与电影的协同，增强了用户的互动体验，并通过游戏中的故事情节扩展了漫威宇宙的叙事空间。此外，漫威通过与迪士尼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建设漫威主题公园，推出一系列与电影相关的周边消费品。这种主题公园与消费品的协同，不仅增强了漫威品牌的体验性，还通过全球销售网络将漫威宇宙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近年来，中国在产业协同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以TikTok（抖音海外版）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以Temu（拼多多海外版）为代表的电商平台，以CapCut（剪映海外版）为代表的创作平台，以Shein为代表的时尚购物平台等均成为备受美国用户喜爱的手机应用。2024年8月上线的中国首款3A游戏《黑神话：悟空》更是迅速在全球游戏市场引发风潮，一天内销售450万份，销售额逾15亿元，位列Steam平台全球周销量冠军，成为继《原神》之后中国文化产品出海的又一现象级之作。未来，中国应继续拓展国际传播的产业渠道，在影视、动漫、游戏、电竞、音乐、电商等领域不断创新业态，通过强大的文化产业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五、结 论
本文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协同传播的学术概念。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观思想和西方的系统论思想源流，融汇管理学的协同效应理论，社会学的网络社会理论、社会分层理论，国际关系学的软实力理论，修辞学的修辞三角理论和传播学的传播生态系统理论、亚文化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跨媒体叙事理论、整合传播理论、媒体融合理论等，本文提出了协同传播的概念，对其进行了界定，强调了其多方协作、系统运行和整体高效的三大特征，并指出国际传播是最适宜、最需要采取协同传播的场景。鉴于现有研究对于国际传播的局部要件关注颇多，对于国际传播的整体协同关注较少，协同传播的概念有望促进国际传播研究的范式转移，推动局部性的国际传播研究转向整体性的国际传播研究。
第二，建立了协同传播的体系结构。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明确了国际传播场域下协同传播的三个基本维度和八种协同形式。三个基本维度包括主体协同、内容协同和渠道协同。八种协同形式分别是主体层面的跨界协同、跨地协同和跨圈协同，内容层面的议题协同、框架协同和修辞协同，以及渠道层面的媒体协同和产业协同。一方面，这一体系结构代表了协同传播的内在知识体系，将相关学科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有机融合，并围绕“协同”这一核心理念提出了一系列逻辑自洽的新概念和新表述。另一方面，这一体系结构也体现了协同传播的外在实践体系，指出了国际协同传播的发展方向、实施路径和运行策略，有利于推动国际传播实践的战术迭代和战略升级。
第三，凸显了国际传播的中国视角。协同传播的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立场。虽然系统论的思想在西方社会也有深远影响，但西方文化价值观总体上更加强调个人主义，重视个人权利、自由和独立，个人目标优先于集体或群体目标。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政治极化、政府失灵、贫富分化、社会分裂等问题也制约了协同传播的开展。相比之下，中国具有协同传播的肥沃土壤。不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和合观，还是中国社会历来崇尚的集体主义，抑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都为国际协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基于中国实践的协同传播研究不仅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添砖加瓦，也有助于为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当然，本文对协同传播的研究还只是开了个头。不论是概念界定、特征分析，还是体系建构，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也需要大量经验研究，在不同的情境，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协同传播的各个维度进行系统研究，围绕协同传播的核心概念进行原创理论建构，不断将国际传播的这一新范式推向成熟。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9期“在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专栏，本文有所删减，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