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12月，校友总会和历史学院的老师找到我，说想在浙江大学历史学院设立竺可桢研究中心发展基金，来研究、传承和弘扬竺可桢教育思想及厚重的人文历史。我给王果、熊伟、孙晓路、陈超、宋冰晨、彭毅、王铮、汤凌几个校友发了微信，马上就得到了回应。后来李佳鑫学长和藕舫老友汇也加入了进来，大家为基金筹集善款81万元。
从事浙大校友服务工作15年，接触了数以万计的浙大人，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竺可桢校长与求是精神，是浙江大学校友师生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浙江大学的灵魂所在。
藕舫天使的设立，本质上也是源于我对竺可桢校长两问的思考。在竺可桢校长看来，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无论是通过投资来支持浙大的创业者，还是这些年藕舫积极参与发起了对浙江大学、西湖大学数个项目的捐赠，本质上都是希望通过服务校友，服务社会，为中国的未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希望能有更多美好的事物发生。
今天是竺可桢校长的诞辰，在此和大家分享一篇我在20年写《我的老师竺可桢》。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传播、弘扬竺可桢校长的教育理念和求是精神。
上了两次浙大
于我而言，上过两次浙大。
第一次上浙大，是1998年，高考毕业，并不知道浙江大学的存在，比划着分数，选择了浙江大学。
第二次上浙大，是在毕业之后，在无锡参加了校友会，接触的校友越来越多。慢慢的，你能感受到浙大校友身上有一些共同的气质和品质，追根溯源，我找到了竺可桢校长。
第一次上浙大，为期四年，懵懵懂懂，浑浑噩噩。虽不能说一无是处，但是所获并不多。我没有培养起自己专业的能力，没有建立人生的目标。在浙大这个平台，开阔了视野，结交了朋友，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第二次上浙大，老师只有一个，那就是竺可桢校长。授课期限永无止境，受用无穷。
浙大的象征
在我看来，浙大的历史上，有三个人不可或缺。
第一位是1897年创办求是书院的杭州知府林启，没有他，就没有浙江大学的种子。
第二位，是1936年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并率领浙大师生完成西迁办学壮举的竺可桢，没有他，浙江大学可能会被中断，浙江大学也不会形成“求是”校训，不会有被称为中国最美大学校歌的《大不自多》，国立浙江大学就不会形成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和传承。
第三位，是1988年至1995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路甬祥校友。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几乎被肢解，是路甬祥校长领导师生励精图治，完成了浙江大学的中兴之路。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人来代表浙江大学，恐怕只有竺可桢校长能担此大任。
立言：《竺可桢日记》
自周开始，中国人就不再推崇对鬼神的信仰，转而追求精神上的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竺可桢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由于战乱，只保存下来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无一日中断，约900万字。《竺可桢日记》被史学界公认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与顾颉刚、金毓黻、吴宓的日记并称为民国四大日记。为后人研究民国历史文化，竺可桢的教育理念，浙江大学的发展历程，包括中国的气象科学，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浙江大学“求是”精神的渊源，竺可桢校长的两问，大学应该培养“公忠坚毅，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等教育理念的阐述，都蕴藏在《竺可桢日记》中。
这是竺可桢校长“立言”方面的成就。
立功：重塑浙大
1936年4月7日，竺可桢在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校友、国民党文胆陈布雷的极力斡旋下，应蒋介石之邀，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此之前，他提出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此时距离前任校长郭任远被浙大学生驱逐，已有两月有余。蒋介石对于家乡这所大学关心备至，虽亲自调停，亦无法平息浙大师生的怒气，最终答应竺可桢的三个条件，想来也是无奈之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入侵中国的战争。全国上下，共赴国难，为保存教育科研精英，1937年9月21日，浙大一年级学生迁往天目山禅源寺，拉开了长达9年的西迁办学序幕。这一路，历时两年半，途经浙、赣、湘、桂、黔六省，行程2600公里，至1940年2月定居遵义、湄潭、永兴止，在贵州坚持办学七年，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
1936年9月，上任后第一个新学期，竺可桢举办了一场新生谈话会。在演讲中，他把浙大的的精神归纳为“诚”和“勤”两个字。他说，“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不愿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最为重要的是，他在这次演讲中留下经典“两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校长的两问，成为很多浙大校友一生都在思考的命题。
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艰苦卓绝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奋发进取，并提出要以 “求是”两字为校训，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求是”的优良传统，贯彻治学的精义。
11月19日，校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竺可桢的提议，确立求是为浙大校训。
在1939年2月4日对一年级新生训话中，他再次强调，“到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意亦是‘求是’（Veritas），可谓不约而同。”
可见，求是精神不仅脱胎于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与中国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和责任感一脉相承。而且，竺可桢对求是精神也注入了母校哈佛大学追求真理的基因，打通了与西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连接。
在这次校务会上，还决定请著名国学大师马一浮为浙大写校歌歌词。马一浮作的歌词，引用了较多的古典，用的是文言文，不太通俗，且读起来有时比较拗口，竺校长曾考虑改写，但他又觉得，马老作的歌词虽文理艰深，但含义深远，很能体现浙江大学所追求的求是精神。因此，这首“大不自多”歌仍请著名作曲家、当时的国立中央音乐学院的应尚能教授谱曲，并经校务会议通过，正式定为浙江大学校歌。
这首校歌，被浙大人吟唱了近80年，从宜山到湄潭，从湄潭到杭州，至今不衰，因其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旋律动人，被网友评选为中国“最美校歌”。浙大校友活动聚会，每每都会有校歌响起，让人激动不已。
1945年6月2日，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1897年4月1日求是书院成立日为校庆日。此校庆日在浙大历史上沿用了58年，一直到2003年，浙江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浙江大学校庆纪念日更改为每年5月21日-求是书院首次开学时间为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公历1897年5月21日）。
在西迁途中，竺可桢不断阐述求是精神，完成对求是精神系统性的构建。
他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说：“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继后，竺可桢又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更明确地阐述了“求是”的方法和路径，“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但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竺可桢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
竺可桢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说，“国家既如此优待诸君，诸君决不能妄自菲薄，忽视所以报国之道。国家给你们的使命，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学成，以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或是旁的国家再也不敢侵略我们。诸位，你们不要自暴自弃说负不起这样重任。因为国家用这许多钱，不派你们上前线而在后方读书，若不把这种重大责任担负起来，你们怎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前方拼命的将士？”
西迁时在浙江大学学习工作过的校友，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有谷超豪、胡济民、程开甲、程民德、陈耀祖、施履吉、施教耐、毛汉礼、叶笃正、陈述彭、施雅风、谢义炳、谢学锦、郭可信、徐僖、张直中、戴信立等17位，以及曾在物理系学习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据不完全统计，在当选为两院院士的浙大校友中，有五十位曾在遵义、湄潭工作和学习过。
英国的科学史专家、皇家学会会员、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团团长、剑桥大学生物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曾于1944年先后两次参观浙大，通过对浙大各院系的考察，李约瑟对浙大在非常艰苦条件下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他充满敬意地写道，“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李约瑟称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西迁办学，是浙江大学的成人礼，也是浙江大学的西天取经之旅。在绝境之处，浙江大学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确立了大学教育的责任和使命，蜕变成了真正的现代化大学。
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率领浙大师生完成“文军长征”壮举，为浙大留下了求是精神，最美校歌，校庆纪念日，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这就是竺可桢校长的不朽功勋。
立德：海纳江河，天下来同
本打算只做半年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在危难之际勇担重任，一口气坚持了13年，被浙大校友称为“浙大保姆”。
取经，就要经历磨难，磨难，不仅仅艰难的旅程，更多是心灵和精神的煎熬。
1938年7月23日，迁至江西泰和的次子竺衡因病去世，8月3日，夫人张侠魂病故。他亲手为自己的妻子写下了挽联，“惨兮,子遽离世！同甘苦已廿年，相期以大义，奈一朝永诀，雪馆云峰何以堪此。呜呼，余何贞昊？哭仲儿才十日，又遭此奇灾，纵再度相逢，落花流水渺不可期。”张侠魂出身望族，文章书法很有功底，是竺可桢的爱妻和知己，丧妻之痛可想而知。竺可桢在日记中留下了对爱妻的追思，“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虽然受到如此打击，竺可桢校长毅然决然，继续前行。1938年9月中旬，刚刚埋葬了自己的妻儿，就又率浙大师生离泰和迁往广西宜山。
国学大师马一浮为人孤傲耿介，竺可桢曾多次礼聘他都被拒绝。由于马一浮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他于1938年写信给当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了想来浙大任教的心愿。有人说：“千万不要让他来，他那么孤傲，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怎肯来浙大，更别提安心授课了。”竺可桢说：“如果这个孤傲的人确实有才，这个世界就应该接受这种孤傲。”他力排众议，将其聘为“国学讲座”。在课程安排上，竺可桢为他开了先例，不要求他像其他教授一样讲课，而是只需要每周给全校师生开两三次讲座，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指导一两次即可。为了让他有个稳定的居所，还把浙大最好的房子安排给他，甚至安排全校仅有的两辆黄包车随时为他服务。原本犹豫不定的马一浮很快到浙大上任。
如果没有马一浮的加盟，浙江大学就要与最美校歌失之交臂了。
苏步青早于竺可桢五年来浙大工作，已是数学系系主任。因为竺可桢有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苏步青最初并不看好他出任校长。但竺可桢一直器重并关心他，特别是在西迁期间，用尽各种办法，为有8口子的苏步青解困济贫。苏步青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说：“我和竺校长从相识到相知，这样的好校长，把教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如何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在竺可桢校长高风亮节、廉洁自守、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崇高人格的感召下，一大批著名教授汇集在浙大。他们虽然各有专长，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派，而又能友好共处，在学术辩论与交锋中共同发展，形成了极其可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竺可桢校长不仅关心老师，还爱护学生。
汤永谦和刘奎斗都是浙大西迁时期的学生，他们的名字都在《竺可桢日记》中出现过。在浙江大学的诸多活动中，汤学长每次提及竺校长，就会动情流泪。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有待考证。说是在西迁途中，汤学长患上了胃病，一次肚子难受，在路边休息。竺校长的车子经过时，竺校长让车停下，叫出了他的名字，询问情况后让他一起上车。竺可桢校长的品德，对两位学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汤永谦学长毕业后远赴美国，创办实业，十年间十次捐赠浙大，累计达亿元，建数学大楼、化工大楼、永谦活动中心，泽被数万学子。
刘奎斗学长，抗战期间两次投笔从戎，远征缅甸，后遗落台湾，一生清贫。虽居斗室，还在家中挂竺可桢校长的像，以示纪念。晚年因拆迁得美金200万，悉数捐于浙大，建造竺可桢国家教育学院大楼，后因经费不足停工，学长又倾其所有，追加60万美金，这才有了留学生食堂，带给无数校友美好的大学记忆。
可以说，他们捐钱给浙江大学，不仅仅出于对母校的情感和感恩，更是因为竺可桢校长强大的道德感召力。
这就是竺可桢校长在“立德”方面的成就吧。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作为浙江大学的校友，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把竺可桢校长作为老师，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竺可桢校长和“求是精神”是一盏可以照亮人生的明灯。
来源：浙大校友创业观察
